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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於2019年年初，新冠肺炎未爆發前，公布全球10大健康威脅報告，排第一位是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第二位係「非傳染性疾病」如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第三位便是全球性流感，第四位是脆弱的醫療系統，第五位是抗藥性細菌，第六位是伊波拉同其他高危病原體，第七位是窘乏的基層醫療，第八位是「疫苗猶豫」，最後第九和十位先至係登革熱同愛滋病。

在新冠肺炎肆虐下，對於香港來說，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三位的全球性流感同第八位的疫苗猶豫。根據衞生署「流感疫苗接種計劃」2018-2021年的統計數字，去年的總接種數字，較前年多出百分之十七。我們民主思路社區實驗室了解到，如果雙重感染新冠肺炎和甲型流感，死亡率會高達5倍。為了要保障巿民健康 ，我們在「香港醫護學會」的協助下，在2020年10月9日為80位香港居民接種了四價流感疫苗，當中大部分是50歲以上的合資格人士，亦有少數族裔參與活動。適逢中秋佳節，我們為每位接種者送上一盒流心奶黃月餅，以向他們共同抗疫表達謝意。

世界衛生組織的疫苗諮詢小組發現，「疫苗猶豫」背後的3個主要原因，第一係「自滿」，一些「最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往往對自己的認知最有信心，民眾錯誤地認為自己的認知是最優秀的。」 其次就是接種疫苗的方法不方便，第三才是缺乏信心。

我們民主思路社區實驗室，希望廣大的香港巿民，要相信正確的醫療資訊，疫苗接種是預防疾病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如果我們要戰勝新冠肺炎，就要保持高水平疫苗接種率，才能讓疫症絕跡。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預防勝於治療，及早接種疫苗。

筆者有幸於 2021 年 5 月 25 日參與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中國中心(China Centre, Jesus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一個題為「未來的香港」的網上研討會，主持人是英國知名中國專家彼得諾蘭(Professor Peter Nolan)，另外四位嘉賓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崔大偉(Prof. David Zweig)、香港大學江樂士教授、英國新聞工作者伊莎貝爾希爾頓 (Isabel Hilton) 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與會者約有 80 多人。

一看主持人和嘉賓陣容，已感到主辦方力求不同觀點的初衷。崔大偉教授以「一國兩制的失敗」為研討會作起首發言，道出「一國兩制」在理念上根本的衝突位，引至本土主義升温，中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矛盾，香港國安法突顯出中國的不安感，最後以中央和香港政府，以及「非建制派」和「建制派」的失誤，來總結香港的未來是幽暗和不明朗的。

江樂士教授利用大量的法律條文和案例，向與會者解說《國安法》實施如何能進一步強化香港的法治，香港並未有如西方傳媒所渲染「法治已死」的情況。在《國安法》下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仍能秉持司法獨立的原則，中央和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干預法官判案。如果英國政府真心關注香港的司法獨立，為何會嘗試阻止英國法官服務香港的高等法院呢?

英國新聞工作者伊莎貝爾對香港的未來不感樂觀，她從國際輿論對香港的負面評價、香港移民湧入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台灣的例子，去論證香港人的不安，她認為中國政府對香港異見人士的打壓，是有違國際人權標準。

湯家驊資深大律師以歷史道出香港國安法的原由，中國過去百年歷史，清朝末期被八國聯軍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再被日本和西方國家聯手攻擊。他希望英國學術界能轉換角度，去理解中國政府為何會把「國家安全」放在所有考量的首位。英美譴責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條文根本沒有提及《國安法》。

由於與會者眾多，主持只能讓講者嘉賓交流，其餘參與者則在聊天室筆戰。筆者在聊天室中，與疑似「非建制派」政黨前主席辯論，她逾 50 名志友涉犯《國安法》被捕事件。最精彩是她以 BBC 新聞連結以支持其論述，卻有與會者以不信任的表情符號回應，笑言 BBC 已失信於全球。筆者在論壇中，深感國際學術界仍有客觀討論中國和香港政情的空間。只要大家携手，合力在不同的國際平台發聲，定必能扭轉西方的偏見。

香港經歷過2019和2020年不平凡的兩年，怎樣才能從大亂之後尋求大治呢？極端政治下誰適合當特首？

根據民主思路2021年最新一期的《一國兩制指數》報告，「温和派」巿民上升了3.6個百分點至53.6%，「非建制派」下降5.3個百分點至35.7%，只有10.6%的香港巿民承認自己是「建制派」。香港巿民正有走向去激化之勢。「非建制派」和「建制派」均正朝向衰落期，而「温和派」開始日漸成熟，可惜在選舉中卻未能轉化成選票。

然而，在《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雙重壓抑下，「非建制派」變成敢怒不敢言的隱蔽力量，他們正待時機，趁即將進行的三場選舉爆發。在政治鐘擺效應下，管治者要防用力過猛，把政治由極右端推向極左端。社會穩定的要素在於，政治氛圍要得到平衡，要讓巿民保持理性温和，其領袖必須要是温和愛國人士。要在香港培育理性温和土壤，政治資金鏈不宜只投向極端人士，而特首、問責官員、選委和立法會議員們亦須有國際視野、實事實幹和去激化。

候選人亦要注重應用基礎的研究和經驗整理，找到對公共價值政策創新方案。候選人要有超前的布局，要有打破政治既得利益的擔當，透過政治情境規劃和場景的模擬，為香港政治發展構建出新的路線圖，為「非建制派」和「建制派」在新局面中軟着陸，對沖各派的政治風險。

如果，大家花點時間，用批判思考去閱讀這新聞，必會問：「香港美國商會有幾多會員呢？」 答案是：只有1,200至1,300多人，而回覆問卷的只有325名會員，即是回應率不足四分一，只佔整體會員23-24%。知道這個低回應率後，你仍會認為這個調查報告可信嗎？

沒有香港傳媒報道香港美國商會會員的總人數；在新聞發布會中，沒有記者敢向商會會長提問，指出該調查只有 325 名會員的低回應率。可悲的是，香港記者沒有發揮專業精神把數據全面披露，這明顯是帶有政治目的的調查發布會，香港記者沒有技術和膽色去把真相揭示出來。

更可悲的是局長的回應，記者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詢問對此調查的看法，他用傳統政務官思維，不正面反擊調查報告的可信性，只側面說海外公司在港設立地區總部的數據保持平穩，去年仍有超過9,000間國際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實施《港版國安法》後，各界反應良好，很多海外企業想透過香港平台投資內地。看完這個官方回應後，你仍會認為這位來自政務官的問責局長，有能力保護香港免受外來攻擊嗎？

我們不能冀望香港記者有利君雅追問特首般的技巧和態度去訪問商會會長，但我們卻會奢望高薪厚祿的問責局長，在國際場合須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高水平回應。

在這個調查報告進行前，香港美國商會會長在內部討論中，企圖自行通過簡單議案去發表帶有政治色彩的言論，幸好有會員質疑香港美國商會是否變成美國政府的代言人，迫使商會要舉行問卷調查，才令這個帶有政治目的的行為有跡可尋，讓有獨立思考的民眾有機會看出端倪。

現在看新聞，沒有多點智慧和思考，很容易被誤導，希望香港人在經歷 2019 年的政治歷練後，會察覺出那些是製造出來的「假」新聞，會覺醒世界政治角力下香港應擔當的角色。